一所幼儿园出现“虐童”质疑,无疑对它的信誉会造成严重影响。肖凯提出,幼儿园要弥补不良信誉,必须重视信誉、制度和观念重建。要采取有力措施对当事人适当处理、对受害人积极补偿,更可以把出问题的这一天定为“警醒日”,借此引进家长和社会人士作为幼儿园的“监督者”并建立相应制度。同时,要纠正在管理理念上的偏差,切实坚持以幼儿为中心办幼儿园。
袁春芬园长说,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幼儿教育工作者背负了沉重的压力。虽然事发幼儿园都是一些民办园或“黑园”,但是给幼教界带来了巨大的警示。幼儿园要善于听取家长的意见建议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要加强对教师的关爱和管理,邀请专家开办阳光心态的讲座,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帮助老师排解压力,鼓励老师快乐生活、快乐工作。
家长刘健则希望幼儿园多组织家长实地参观,让家长充分了解幼儿园的内部环境是否安全;定期举办开放日的亲子活动,让家长亲身感受幼儿园的生活,增进家长与幼儿、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感情。
如何防范“虐童事件”的发生?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关键,郝德阳从教育行政部门角度进行了反思。除了健全幼儿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应严格幼儿教师准入,还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幼儿教师职业道德教育。他呼吁要关注当前幼儿教师的生存状况,尽快解决普遍存在的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偏低的现实问题,避免幼儿教师怀着不平衡的心态进行工作,同时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优秀人才从事学前教育工作。
如何加强和完善对幼儿园的管理,同样引起关注。出现事故的幼儿园大都是无证园或民办园。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教育体育局幼教科赵侠说,在具体工作中,深感教育局在管理民办园时很尴尬,大的民办园大都财大气粗,教育管不了他们的财权、人事权,业务他们自有一套,再加上办园的背景,对家长的质疑和教育部门的检查,开门应付是常有的现象,闭门不见也无可奈何。小的民办园大都是“打游击”,今天被停办或整改,明天又悄悄开了。教育部门作为业务指导部门没有执法权,学前教育健康发展,需要加强法律建设,有法规专门约束非法办园者和虐童者。(本报记者 常晶)
-------【专家观点】-------
不只是道德冲突更是法律问题
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经济制度、法治秩序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可以通过借鉴很快建立起来。但是,制度与人内心的紧张关系却无法躲避,因此,我们会经历很多事实上的“纠结”。
燕郊这家幼儿园和家长之间质疑和反质疑的案例就说明了制度和人心中的秩序感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明中,教育机构要有仁爱之心、君子气度,教师也被尊为“道德楷模”、“行为表率”,家长要“尊其师,信其教”,教育机构的行为不当,怀疑教师和教育机构的行为,都是被社会舆论所批判的,在漫长的历史中,道德上评判调节着教育机构和个人之间的行为不平衡。
家长质疑幼儿园,幼儿园认为家长的怀疑影响其社会声誉,这显然是相互间对各自行为底线的怀疑。这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道德冲突,而变成一个法律问题了,应该走法律通道解决问题。希望通过调解或者相互退让达到和解的目的,是过去时常采取的解决手段。当然,调解手段至今也仍然在广泛地使用着,是中国社会解决民间冲突的重要手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调解纠纷的价值仍然非常大,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还存在另外一个手段,即法律途径,而且,法律在调解纠纷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在家长质疑幼儿园的案例中,大家往往关注冲突双方,被质疑有“虐童”行为的老师却被忽视了。其实,如幼儿园声称,任何一个幼儿园都会用师德来感召教师对儿童发展的使命感,同时也有一些管理规范帮助教师正确地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但是,人性是复杂的,也是多变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的压力巨大,有时在某个场合,教师和所有人一样,也会把持不住。因此,幼儿园对教师的管理,常规管理可能没有问题,但是,超越底线的行为不会因为我们的师德教育而“绝迹”。
学者秦晖曾经讲过,所谓底线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重叠共识”。家长质疑学校,这是父母之爱的表现,是自然的人性流露。对此,幼儿园作为教育机构应该处之泰然,配合家长收集相应的证据。一方面证明自己的清白,另一方面也防止真有此类现象的存在,即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再好,我们也不能保证某个教师在某个时刻因为受到某种冲击,而出现一些行为问题。家长质疑教育机构应该负责任地质疑,需要搜集一些证据,保留一些现象,在理性层面上与幼儿园交涉。该案例恰恰暴露了我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人们的共识“重叠”程度还不高,在冲突中,混合了道德约束与法律管理间的冲突,也混杂着“弱者同情”与“法制文明”间的差异。
同时该案例也暴露了教育机构在应对危机中的不足。教育机构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相应地增加。教育机构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放低身段,改变自己专业权威的理念,学会和公众沟通,在管理中意识到要和公众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解决问题。配合家长收集证据,解决自己的问题,要考虑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启动应急机制,应对质疑对自己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教师“虐童”的事件,应该思考用什么样的机制去减少该事件对机构的影响。
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教育机构和公民也都各具心态和行为方式的特征,而意识到法律文明和道德文明的区别,是理性行为和管理科学的开始。(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晓东)
《中国教育报》2013年3月3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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